近日，中国大陆边检在出入境口岸加大了对居民行踪的审查力度，特别是针对在香港期间与外国领事馆有接触的民众，令不少大陆居民感到不安。在一些情况下，他们在返程时遭遇了长时间的问询和设备检查，导致对“境外接触”红线扩大的担忧。
例如，来自成都的餐饮业者曾先生在“五一”假期前往香港旅游，并在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咨询签证信息。然而，当他经过深圳罗湖口岸返回时，因证件被指“异常”而被边检人员拦下，随后被带入小房间进行盘查，时间长达三小时。
在小房间里，曾先生被要求交出手机并解锁，执法人员以“影响通关”为由施加压力。他表示，工作人员详细查看了他的通讯记录、照片及行程轨迹，随即开始询问他在香港的活动，特别是与美领馆的接触情况。尽管曾先生初始时只提到购物和观光，但在进一步的追问下，他承认自己确实去咨询了签证事宜。
更让曾先生感到不安的是，现场人员还致电成都公安核实他的背景，直接称出了他的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这使他意识到，系统对他的情况掌握得十分清楚。虽然最终他以“例行检查”为名获释，但整个过程让他感觉像是在接受审问。
与此同时，来自重庆的沈先生也有类似经历。在春节后，他在香港期间曾在美领馆外排队，回家一周后却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要求他“了解情况”。尽管他未被拘留，但感受到的是明显的“监控感”。沈先生无奈地表示，自己只是普通白领，未参与敏感活动，却因为一次旅游而引起了关注。
对这一现象，移民加拿大的网络工程师洪先生指出，中共近年来在“涉外高风险”地区部署了大量高精度的人脸识别监控系统。这些监控不仅仅是单点式的，而是通过闭路电视、人脸识别、通关记录和酒店住宿轨迹等数据进行多维度的联动分析。一旦系统判断某人“可疑”，便可能触发后续的边检盘查或社区警务介入。
据统计，至2019年，中国的公共监控摄像头已达2亿，而到2023年，这一数字预计增至7亿，几乎实现“每两人一镜头”的覆盖。在香港，警方也在积极部署监控系统，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大幅扩展摄像头数量，形成城市级联动监控网络。
新疆穆斯林艾尔肯分享了五年前的类似经历，他在从香港返回大陆时被带走问话长达9小时，因身份证上的出生地被识别为新疆而受到特别关注。这一系列事件表明，自2020年《港区国安法》实施后，北京对香港的控制显著加强，内地访港人士的行为逐渐被纳入公安系统的可疑行为识别模型，尤其是与外国机构的接触。
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谢先生表示，这些案例显示，北京已将普通民众与外国机构接触视为“高风险行为”，并加以监控。尽管香港名义上仍是国际城市，但对于内地人而言，它已逐步演变为中共治理系统的延伸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