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四事件”三十六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大陆再度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北京天安门广场周边到处可见警察，所有进出人员都必须接受身份证检查。多位受访者透露，当局在社交、出行和通讯方面实施了严格控制，以防止任何形式的纪念或抗议活动发生。
6月2日，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接近尾声时，一名身穿黑衣的男子试图翻越广场栏杆，企图接近旗杆，随即被多名警卫合力制伏并迅速带离现场。事件发生后，现场安保措施立即升级，周围区域也被划定为“高敏感”地带。
除了天安门广场，北京市区的异议人士也遭遇了严密的监控和限制。独立媒体人高瑜被迫外出“旅游”，不得返回居所；维权人士李先生则表示，警方对他的行动进行了全程跟踪，甚至要求他每日向他们汇报行踪。
在其他省市，类似的维稳措施也在同步进行。在贵州贵阳，一名异议人士透露，国保人员多日来要求他每日报告行踪，并禁止他离开城市或与他人会面。人权研讨会的一位成员则表示，已有十几名同组织成员被迫外出或被限制在家，警方表示这种控制将持续到6日。
湖南株洲的一位维权人士小邵指出，近年来地方上的异议人士几乎被“清空”，像刚出狱的欧标峰等人更是重点监控对象。广东地区也同样不例外，一名人权律师被国保约谈，要求他不得在网上发布任何与“六四”有关的信息，甚至连隐晦的表达都不被允许。
就连身在异地出差的维权律师也未能逃过监控。一位参与过“709案”的律师表示，尽管他身处无锡，警方仍要求他立即返回户籍所在地接受监控。
每年“六四”前后，中共都会启动特殊的维稳机制，通过密集的监控、出行限制和人身约束手段，全面压制异议人士和敏感群体的活动。一位山东的人权观察者表示，这种“临战状态”已成为常态，反映了当局对社会稳定的过度敏感以及对历史政治记忆的深刻恐惧。尽管许多人可能不再公开谈论六四，但政府每年的反应其实已经说明了一切。
1989年6月3日至4日，北京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六四天安门事件，数千名市民与学生在广场上静坐，呼吁民主与反腐，最终遭遇军队武力驱散。至今，该事件仍是中共的政治禁区，被官方称为“政治风波”，并对相关信息进行封锁，禁止公开纪念，连“天安门母亲”群体也长期遭到打压和监控。
时至今日，每年的这个时点依然是中共最敏感的政治周期之一。尽管当局年复一年地加强警力部署与技术封锁，但“六四”事件在高度审查与铁腕管控之下，依然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于中国的现实中，成为无法抹去的政治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