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每一辆机动车每年都必须接受强制性的年检，旨在保障公共安全。然而，这一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却因腐败和潜规则的滋生而变得面目全非，形成了一条庞大的利益链条。前汽车检测站工作人员安强在一次专访中，揭示了这一系统性造假和官商勾结的惊人内幕。
安强指出，车辆年检本应关注刹车、灯光和尾气排放等安全与环保项目，但实际情况却是“很多数据全是假的”。他亲眼目睹某位主任提着黑色塑料袋进入控制室，修改不合格车辆的检测报告，这种现象在行业内屡见不鲜，直接导致了严重事故的发生。例如，2015年5月，陕西淳化的一辆不合格大巴因刹车失灵翻入山沟，造成35人遇难，而该车在事故前刚完成年检，造假后被错误标示为“刹车正常”。
有报道称，某些车检机构为增加收入，会将本应合格的车辆判定为不合格，诱导车主购买所谓的“检测包过”服务。沈阳的一家检测站在2023至2024年间，OBD系统记录出现13,000条相同的代码，调查发现该站使用网络购得的“OBD作弊器”，在检测时通过伪造数据来上传，制造虚假合格记录。
此外，安强还揭露了“黄牛”在检测过程中的潜规则。他表示，车主自己送检时常常难以通过，但只需支付100元给黄牛，就能轻松搞定。检测站与黄牛之间形成了灰色利益链，车主若拒绝付费，连合格的车辆也可能被判为不合格。安强补充说，检测设备本身可能也存在不合格的情况，导致即使是合格的车辆也被判定为不合格。
在安徽马鞍山，某检测站因包庇车辆而被曝光，一旦发现排放超标，便中止资料上传，后台人员通过管理权限手动修改参数，让车辆顺利通过检测。
更为严重的是，安强指出，交警系统的腐败现象已失控。在中国，驾照实行每年12分的记点制度，但内部人员能够轻松通过后台操作，消除违规记录或将其改为“警告处理”。他提到，交警队内的一名女孩每月仅处理违章，就能赚取300万元。通过内部操作，原本需扣分的违章记录，能以“服务费”的形式转变为“警告处理”，从而让数百元进入交警内部的私人账户。
安强曾接手一名车主的400分违规记录，该车主两年未收到任何违规通知，直到年检时才发现已有数百分，最终只能依赖“内部操作”来消除记录。
根据官方数据，2023年中国机动车检测机构已增至15,760家，较2020年增长三成。这些机构多为地方交警队外包的下属单位，形成了官商共生、责任模糊的管理漏洞。安强坦言：“我们只是体制边缘的下属单位，核心腐败更是一塌糊涂。”
他指出，车辆管理所与交警队的职位往往是通过金钱“买来的”，买官者上任后短期内迅速捞回成本，再转手给下一位接替，权力变现的手段层出不穷。盖一个公章便能换来数十万元的收入，而民间几乎没有监督机制。
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汽车检测行业，更在中国各行各业普遍蔓延，特别是在涉及公权力和行政审批的领域。安强形容中国如同“一棵烂树，到处是蛀空的树洞”，普通人难以分辨真假，维权之路几乎无从谈起，只能在潜规则中苦苦求生。
对于为何愿意站出来揭发真相，安强表示，这是他家庭遭遇与长期观察的结果。他的母亲因医疗资源不公早逝，家中因“计划生育”政策将亲姐送走且至今下落不明。疫情封城期间，他依靠几包泡面和火腿肠艰难度日，而特权阶层却能轻松获取物资。他直言：“共产党说的保障，全是假的。”
通过翻墙工具，安强接触到外界信息，意识到共产党宣传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他说：“我们从小被洗脑，以为共产党就是国家。直到翻墙后才明白，政党并不等于国家，人民不该成为奴隶。”
安强感慨，中共治理缺乏有效监督和民主机制，有权者将公共安全沦为寻租工具，导致数据造假与不合格车辆上路，重大事故频繁发生。而这些，仅是中共独裁与贪腐并存下制度性灾难的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