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的异议人士而言，离开国境并不意味着真正的自由。73岁的朱虞夫，作为中国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经历了三次入狱，总共16年的牢狱之苦。2024年，他因罹患晚期胃癌，短暂获准出境接受治疗。然而，从中国到日本，再到美国的旅程，远非简单的医疗流亡，而是饱受中共监控、施压与心理威逼的折磨。
在接受采访时，朱虞夫指出，中共对异议人士的打压，不再局限于国内，而是通过出境限制、海外渗透、远程骚扰和情报收集，形成了一个跨国镇压机制，严重影响了个人自由和民主国家的行政决策。
2023年底，朱虞夫被诊断为晚期胃癌，手术后的医疗费用高昂，且他没有经济来源。国保部门明确表示不愿承担费用。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向当局申请前往日本投靠妹妹治病。然而，这一申请并不是普通公民的出境流程。由于其特殊的政治身份，地方公安对他极为忌惮，担心他会在海外“铤而走险”。最终，公安部批准他的出境理由并非因为政策松动，而是因为他们认为他“来日无多”，已不构成威胁。
在获得出境许可前，朱虞夫被迫承诺三项条件：第一，不得前往美国，只能前往日本；第二，不得在日本参与任何民运活动；第三，不得与日本民运界人士接触。朱虞夫病重，几乎无力反抗，只能屈从于这些条件。他强调，这已构成一种延伸至海外的政治控制。
2024年2月，他抵达日本后，在妹妹家接受治疗。尽管有日本友人前来探望并告知多位民运人士，然而近半年的停留中，他却未见到任何一位在日本的民运人士。朱虞夫分析，这种集体沉默并非偶然，而是中共长期渗透造成的寒蝉效应。
在日本期间，朱虞夫的友人试图帮助他延长停留时间，甚至考虑政治庇护，但日本的签证制度限制了他的选择。朱虞夫后来得知，一名高级日本官员曾私下表示：“如果你留在日本，会给我们添麻烦。”这让他深感震惊，意识到中共的跨国压力不仅影响个别异议人士，还在实质上影响着民主国家的决策。
随着签证期限临近，中国警方频繁联系朱虞夫，要求他提前返国。杭州国保大队大队长甚至亲自致电，语气急促地催促他。而更具威胁的是，警方还传来一张暗示他们已在日本派人寻找他的照片，显示出中共在海外的监控网络并非临时行动。
2024年7月底，朱虞夫终于获准持美国签证抵达洛杉矶，与家人团聚。然而，跨国镇压并未结束。2025年初，他计划参与声援王炳章、黎智英的集会时，再次接到来自杭州国保的“劝告”，对方以关心的口吻告知他要好好养病，不要参与其他事情。这种“劝告式干预”，正是中共跨国镇压的典型特征。
朱虞夫指出，中共不仅通过情报搜集和心理战进行跨国镇压，还利用各种手段对海外抗议活动进行打压。他提到，前纽约民运活动人士唐元隽在美国被控以中国代理人的身份搜集情报，并向中共提供在美的异议人士资料。朱虞夫表示，这样的行为不仅是为了获取照片，更是为了在适当时机进行威胁。
谈及中共的海外行动，朱虞夫直言这是其政治本质的体现，毫无底线、无所不用其极。他回忆起在狱中听到的关于中共在海外执行“暗杀”任务的传闻，并警示外界对多个海外异议人士“死因不明”的事件保持警惕。
朱虞夫指出，法轮功是中共长期打压的核心目标之一。他认为，中共的打压不仅是为了清除异议，更是因为他们感受到的威胁。他表示，法轮功被中共盯上，反而证明了其影响力和正确性。
在谈到当前中共的跨国镇压时，朱虞夫用“日暮途穷，故倒行逆施”形容这一政权的深层不安全感。他以超然的态度面对个人的生死，强调如果在跨国镇压中死去，反而比在病床上更显得壮烈。这位经历了16年铁窗生涯的老民运战士，展现了对生死的坦然与坚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