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即将举行的大阅兵前夕，全国各地的维权人士、异议学者和律师们正遭受前所未有的维稳措施。知情人士透露，知名媒体人高瑜自8月25日起被国保强制带往外地，距离北京上千公里，面临健康隐忧。
高瑜年逾八旬，因心脏和血压问题需随身携带多种药物，强制外出令其健康堪忧。另一位维权人士刘先生表示，高瑜在离京时有两名警员陪同，前往的具体地点尚不便透露，但机票行程已被安排妥当。
外界普遍认为，北京当局采取此举是为了避免高瑜在阅兵期间通过海外媒体或网络发声。据了解，近期已有多名知名人士受到限制，包括查建国、何德普、李蔚等，部分人被严密软禁在家，另一些则下落不明，情况不明。
北京的疫苗受害者王先生补充，维权人士钱大龙在河北被“旅游”超过十天后，返京后即被软禁在郊外山区。其他如刘燕、李路光等人也被迫接受类似的监控措施。王先生强调，通常负责看守的人数达到七至八名，即使维权人士未尝试前往北京，也必须在当地接受警方的手机定位，直至阅兵结束。
长期上访的李女士则指出，自8月21日起，北京已进入阅兵安保的敏感期，访民群体成为主要监控对象。她回忆道，早在8月9日，就有访民被带往昌平、平谷等地“旅游”，还有一些人在家中遭到监控。部分访民甚至在接受所谓“慰问费”后，被要求自行离开北京，待阅兵结束后方可返回。
退休公务员郭先生提到，最近北京市内交通管制严密，封路限行，许多人选择举家外游，许多车辆进入北京受到严格限制，城市交通量明显减少，紧张的气氛弥漫在街头。
知情人士透露，此次阅兵期间的维稳经费并非由中央统一拨款，而是层层下放至各街道办事处，承担雇用临时安保人员及支付异议人士“旅游”期间的食宿开支，甚至有些人被要求直接以现金形式离开北京。这种由基层承担的维稳模式，进一步加重了地方财政压力，但在政治任务面前，地方政府选择不惜代价。
除了北京之外，其他省份同样出现大规模的维稳情况。贵州的人权研讨会成员近期也遭遇“被旅游”或软禁，至少十余人被限制行动，需在偏远场所待上一周后方可解禁。
与往年如六四周年、两会等敏感时刻相比，此次阅兵引发的管控措施尤为严厉。贵州大学退休教授方女士指出，中国政府在每一次重大政治活动或敏感时期均加紧对异议人士的掌控，已形成一种制度化的维稳模式。尽管地方财政压力沉重，政府在维稳方面始终不惜投入巨资，显示出官方对突发事件的高度不安全感。
她进一步表示，限制人身自由的做法在中国并无法律依据，却已持续了十多年。每逢重大政治场合与纪念日，维权人士和异议学者总是首当其冲。尽管阅兵本应是展示国家自信的场合，但在严苛的维稳背景下，反而凸显了官方对社会舆论和民间行动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