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以来，日本企业在中国市场的调整逐渐显现，主要表现为减持股份、终止合作或缩减投资，而非大规模关厂或公开撤离。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日本企业在全面评估制度风险、资本约束和经营成本后，所采取的一种谨慎的调整策略。
来自北京的企业顾问姜先生长期参与中日合资项目谈判，他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对于大多数日本企业而言，直接离开中国意味着高昂且难以预估的法律、劳资和声誉成本。一旦公开宣布撤离，企业将面临员工补偿、合同处理以及与地方政府的长期协调等诸多复杂程序，这些过程常常需要数年才能解决，且结果充满不确定性。
姜先生提到，相比于高调撤离，选择逐步退股、不再续约或停止新增投资的方式，更有助于企业控制风险和调整节奏，“这是一条相对可控、也更符合日企决策逻辑的路径”。
这种“低调退场”的策略反映了日本企业对中国经营环境的重新评估。多位日企高管在私下交流中提到，近年来在中国的经营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包括政策解读空间收窄、数据与合规要求日益严格，以及外资企业所面临的舆论环境变化。即便未直接遭遇冲击，这些企业也将“制度风险”纳入中长期经营规划。
熟悉日本企业决策流程的学者周光（化名）分析表示，日本企业在对外投资时通常强调长期稳定与可预见性。一旦对经营环境的判断发生变化，企业往往会优先调整资本结构，而非立即停止所有业务。“退股不等于立刻离开，但意味着企业不再承担核心经营风险”。
此外，不同行业的差异、合规与制度成本的上升也成为企业调整的重要考量。多名日资企业人士表示，近年来在中国经营所面临的合规要求与不确定性增加，使得企业更倾向于降低直接经营与决策责任。通过退股或转为非控股角色，企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管理与合规压力。
在这一背景下，一名在华日资企业的高管指出，中国市场已从以扩张为导向的成长型市场逐步转变为需要精细配置资源的存量市场。企业战略重心因此转向风险控制与回报评估，“退出的方式本身，也成为策略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行业与地区的差异也影响了日本企业的调整节奏。在电子、汽车零部件和精密制造等领域，日本企业与中国本土供应链的绑定程度较高，完全撤离并不现实，因此退股或结束合作成为过渡性选择。
与此同时，成本结构的变化也削弱了中国市场对日本企业的吸引力。随着工资、土地和能源价格的上升，中国在某些产业中的成本优势已不再明显。北京的一位大学教授胡先生指出，外资企业在土地成本、劳动力价格等方面不断上涨，并面临融资困难和高银行借贷利息的问题。
胡教授进一步表示，一些日企已在越南、泰国、印尼和印度设立生产线，尽管初期效率不高，但政策稳定性与风险的可预见性更高，更适合承接新增产能。
经济观察网的报道指出，近年来，日本企业在华布局呈现出“低附加值业务收缩、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的结构性调整趋势。相关分析认为，日企在不同产业与业务环节的取舍，反映出其对中国市场角色的重新定位。
截至目前，多家日本企业仍未公开使用“撤离中国”的表述。受访者指出，这并不意味着企业没有调整计划，而是选择以较低调、分阶段的方式推进。在当前复杂的经营环境下，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的策略调整既不是单一事件，也不是情绪化反应，而是多重风险评估后的结果。这一转向可能将在未来数年内持续重塑中日经贸关系的实际面貌。
有观察人士认为，日本企业选择退股而非直接撤离，显示其在华经营策略正在由扩张转向风险管理。然而，这一转变是否将演变为更深层次的调整，仍需后续观察。